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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还没有入教室，行李已经放到宿舍。”咸宁市通城县一中复读生廖金勇如安排后事在公用电话里似的给妈妈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大概10多分钟左右，廖金勇走进学校宿舍楼A楼爬上了6楼，搬动了一个垃圾桶，将其翻过来，然后踩着垃圾桶翻过护栏墙，纵身跳下。
大约2个半小时后，廖金勇死了。
这一天是7月13日，通城县一中复读生进校的日子。
从6月25日高考成绩公布，到他的去世，只有19天。
廖金勇的死是一个悲剧。在中国高考独木桥旁，复读生心底到底承载了什么和承载了多少，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文并摄本报记者权义 实习生 向雪敏
高考失败之后
通城县关刀镇里巷村三组，一条新修的公路，从这里直接通往县城，这里是廖金勇的家。廖金勇在家排名最小，上有两个姐姐，大姐廖雅静，二姐廖雅娟。
今年19岁的廖金勇是通城县一中的应届毕业生，高考时成绩为395分，这是一个十分不理想的成绩。
“我一查出来就感觉可能有错误，我就重新查了一遍，我觉得不可能是我弟弟的成绩，查了几遍都是一样的。”二姐廖雅娟告诉记者。
“我弟弟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他说他的成绩不可能那样的，他说他的分数不可能那样少，当时他估计分数在520分左右。” 廖雅娟说。
成绩公布以后，廖金勇甚至在家里大哭一场，但除了告诉姐姐廖雅娟外，没有人知道。“他就说，再复读一年应该没问题的。”廖雅娟如是说。
刚开始，廖金勇听说公立学校不再办复读班，就让在武汉读书的大姐帮忙联系一所私立学校。
因为廖金勇愿意读书，这是一个好事，全家都表示了支持他。
7月4日，廖金勇的妈妈吴纯桃不经意听邻居说县电视台正在播放一中招生复读班的广告，赶紧给女儿打电话下午去找一下老师。
“5号我就就去学校，但老师看到孩子成绩比较低，都表示不能录取。”吴纯桃说。
“我们村上有一个老师廖金木正好也在学校教学，我就又找到他，希望能够帮个忙，给孩子报个名。廖金木和年级主任商量了一番后，答应接受我家的孩子。当时我还觉得这一趟没有白跑。”吴纯桃回忆说。
7月12日，是复读生交费的日子。
廖金勇、廖雅娟以及他的母亲一起来到了学校。
“那天天气很热，我还打着伞。有很多同学在报名，我就看了那个程序，一是填上自己的名字，第二个要到高三的年级主任那里报名，确定了要交调剂费，第三个，交钱。”廖雅娟说。
按照学校的规定，弟弟要交10500元钱。
“家里还有两个姐姐要读大学，爸爸妈妈年纪也这么大了，家里争钱也不容易，现在交了钱，你要好好读。”姐姐廖雅娟还嘱咐弟弟廖金勇。
“他说，姐，我读的话，我一定会好好读的。交那么多钱，他心里难受。”廖雅娟回忆当时交费两姐弟所说的话。
“我以为把名字填上就行了，但是没想到要交暑期的补课费，我妈妈在外面，我找她要了310块钱，310块钱是这样的，280块钱是暑期的补课费。”
年级主任让廖金勇16号再来报到。
因担心学校不收弟弟廖金勇，寥雅娟还给年级主任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学校的照顾。
廖家的说法得到学校的证实。通城县一种办公室主任汪四甫说，按照学校规定确实廖金勇不在招收范围之内。但学校因为考虑到他平时成绩和学校表现，甚至他两个姐姐都是一中的高材生，才答应录取的。
汪四甫称，“我们让他16号以后来，怕其他低分的学生效仿他，学校才让他推迟报道。”
最后的一天
7月13日早上，是通城县一中复读班开始补习的日子，主要是找教室和寝室。
由于学校对复读生没有细致的分班计划，学生可到什么教室去占位置，只要复读生喜欢这个教室的班主任，同样需要占的还有寝室。
虽然距离老师要求他报到还有四天，但廖金勇想到学校占个位置和宿舍，7月12日的晚上就将自己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的书籍整理到行李箱内。
13日早上7时30分，廖金勇和母亲一起吃过早饭后，将前一天收拾好的行李箱拉起，在村里的马路上等去县城的巴士，陪同他一起的还有廖金勇的妈妈。
“我给了他150元钱，还有一张带有老师电话号码的纸条，让他到学校与老师联系。”看着儿子有说有笑地坐上汽车后，廖金勇的妈妈也松了一口气，希望孩子到学校能够占到教室和宿舍。
如果从廖金勇的家到学校，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估计他到学校进入大门的时间在8点左右。”廖金勇的姐姐告诉记者。
但学校保安称，廖金勇进入学校的时间在9时左右。
从学校的大门进入到宿舍大概要5分钟的时间，廖金勇的行李放到了宿舍楼的B楼，由于当天报道的人多，管理员对廖金勇进入宿舍的时间已经没有印象。
在9时左右，廖金勇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由于通话质量不好，他又换了一个IC电话机。
“妈妈，我还没有入教室，行李已经放到宿舍。”廖金勇妈妈回忆当时的通话内容，这也是他留给妈妈的最后一句话。
悲剧发生在9点20左右，一个在校园菜地的菜农看到了当时瞬间。“我看到他从楼上正在下落，然后很多人跑到现场去了。”
一个正在楼下给学校维修水电的工人看到廖金勇摔在了楼梯后又滚在地面上。“当时他趴在地上，虽然没有声音，还是相当痛苦，眼里留着泪。”这名工人说，随后他就拨通了120急救电话。
廖金勇选择跳楼的宿舍楼是A楼，这是他高中时间曾经生活的地方。由于当时宿舍没有安排复读生住宿，正在维修水电，所以楼下的门只是关闭没有落锁。
事发前，A楼的管理员杜鹏山（音）正在5楼打扫卫生，当时他听到楼中有垃圾桶移动的声音。
“我刚清理好6楼，还以为谁在毁坏垃圾桶，就赶紧跑到4楼、3楼去查看，两层的垃圾桶都没有被移动，到了六楼就发现楼梯口附近的垃圾桶已经不见了，垃圾被倒在楼梯口附近的角落里。” 杜鹏山称。
“我在6楼的阳台上看到了垃圾桶，已经被反扣在围栏旁。”杜鹏山事后说。
事发后，通城县公安局在垃圾桶和围栏上都发现了廖金勇一个人的指纹。“围栏旁就应该是他跳楼的地方。”通城县公安局一名法医告诉记者。
120急救人员在5分左右赶到现场，直接将其送到了通城县医院5楼的外科抢救室，此时医院各科室的主要专家都已汇集在这里。
“他身上主要是内脏出血，左侧胸部、颅骨都出现了骨折，是典型的高坠伤。”一名医生告诉记者。
经过2个半小时的抢救，医生也没有能挽救回廖金勇的生命。
7月13日12时05分，廖金勇的人生走到了终点。
法医综合判定，廖金勇系高空坠楼自杀。
没有留下遗书的内心世界
廖金勇的妈妈知道孩子自杀的消息是在中午12点半以后，告诉她孩子出事消息的人是她的嫂子葛金红。
葛金红称，“当时派出所的警察来村里询问廖金勇家住在哪里？我才知道廖金勇出事，赶紧告诉金勇的妈妈，让她别着急，到县城去看看。”
吴纯桃赶到通城县一中时，学校的领导已经在校门口等她，直接把她带到了医院的殡仪馆中。
“早上出去还活蹦乱跳的孩子，到了中午就躺在了殡仪馆的冰棺中。” 吴纯桃一下难以接受这种现实，整个人差点瘫在了地上。
孩子从出事一直到死亡，学校没有及时告知家长，吴纯桃对学校有些不满。
“廖金勇没有找任何老师报到，没有复读班的老师认识他，我们也是从他身上的缴费条中才知道他的身份。”通城县一种办公室主任汪四甫解释道。
“事发后，学校集中力量抢救孩子的生命，并没有搜他身上的物品，直到医院确定他死亡后才从他身上找到了缴费条和一个写着学校老师电话的纸条，也没有任何遗书。”汪四甫告诉记者。
“我们已经答应他收他做复读生了，并且强调他在7月16号来报到，他偏偏在13号来学校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自杀，可能思想压力太大了吧。” 汪四甫说。
几乎所有认识廖金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家人。
廖家的楼房建于96年，与整个新开得街道上楼房相比，显得有些破旧。屋子里每一件家什的历史，都能往前追溯十多年，基本保持了贫困山区农村生活样式的原貌。
廖金勇妈妈在街面上摆了一个裁缝店，靠给别人缝补衣服支撑生活，店子里有一个遥控电视机。
廖金勇每天上午在楼上学习，下午就到楼下看电视，和妈妈一起聊聊天。
廖金勇的家人回忆，12日从学校回来后，只是简单的吃了晚饭，就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并没有给妈妈说什么话。
廖金勇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从小学习就非常优秀，家里墙壁上贴满了奖状，这是这个家里的“光荣榜”。
“他考取一中的时候分数是580多分，这在镇里都是非常高的成绩。”廖金勇的爸爸廖南海说起儿子。
廖金勇的愿望是能够考取沿海地方的一所重点大学，就连高考失败后，也给姐姐们聊天的时候说起自己的愿望，并且希望通过复读来实现。
黄建新曾经是廖的同桌，黄建新也告诉记者，廖金勇是一个学习非常刻苦的学生，但很少跟同学们聊天，周围一些女生都没有给他说过话。
除了学习刻苦外，廖金勇在花钱上十分节约，家里给他的零花钱都存在一个小盒子内。就在他临死的前两天，还给到广州打工的二姐廖雅娟100元钱，当作路费。
黄建新还向记者透露，“他学习成绩还不错，成绩在班内能在10名左右。但这个人比较固执，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事。”
“我们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他总是在课桌上写自己的模拟试题，很少听老师讲课，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也有时候不做。” 黄建新告诉记者。
“心里特别能藏事，除非他愿意说，否则你怎么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廖雅娟也告诉记者，廖金勇不爱说话。
即便如此，廖家人仍然拒绝相信廖金勇的死是一个安排好的计划，他认为这不过是个“突然的决定”。
至于是什么原因引爆了廖金勇脆弱内心的那根导火索，谁也已经永远无从知道。
廖家的复读“梦想”
廖金勇的死，将父亲廖南海的梦撕得粉碎。
事件虽然已经过去10多天了，廖南海坐在椅子上，神情还是有些呆怵。今年50岁的廖南海，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光。在高中毕业时，因为不是贫困工农兵身份，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
在当地小学做了一年代课教师后，廖南海学会木工手艺，一直给别人打工。结婚生子后，廖南海不管家庭再困难，都供孩子读书，
“在农村，孩子的出路就在考大学，将来能够报效祖国，他们自己也能过上好日子。”廖南海告诉记者，他供应孩子的想法。
“孩子们也都争气，学习成绩都还不错，这也让我和爱人感到安慰。” 廖南海称。
但廖家孩子高考都不是一帆风顺。
大女儿廖雅静，第一年没有考上一类本科，选择了复读，次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二女儿廖雅娟第一年也没有考入理想学校，亦选择了复读，次年考入湖南大学；儿子廖金勇高考只有395分，还不到本科线。
按照学校录取复读生的标准，廖金勇要交10500元学费，这在这个供养着两个大学生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已经给他借好了钱，没想到他却走了。”廖父亲叹息。
廖金勇死后，两个在外地的姐姐都赶回了家中，处理弟弟的后事。
由于学校认为在这次突发事件中不存在责任，只是愿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与一定的安慰，后事的处理相当艰难。
“他没有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报到，也没有给任何一个老师联系过，因此学校在管理上不存在任何责任。”通城一中的办公室主任汪四甫告诉记者。
双方在约定先有学校出资18000元的丧葬费，然后再协商。
7月14日，家人在找到道士给廖金勇做了一场法事，第二天葬到了距离村2000多米的山脚下。
“妈妈把他葬的越远越好。”廖雅娟惋惜地说。
事后，懂事的两个女儿陪着母亲睡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也总是偎依母亲身边，“担心母亲心理压力太大。”廖家两姊妹称。
除陪着母亲，廖家两姊妹还把弟弟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张床和两个读书时用过的桌子。
现在的房子已经没有廖金勇的任何痕迹，仿佛他从来不曾在这里生活过。
廖金勇的坟前，连个碑也没有，新鲜的黄土堆不远旁有一个片被烧过的痕迹。
“被烧掉是他的书、照片以及生活物品。”廖家两姊妹看着烧过的痕迹，泪水从眼角缓缓流出。
一个县城的复读现实
来自省考试院的消息，今年我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524365人，往届生约占总考生数16%，其中绝大多数为复读生。
通城一中是当地最好的学校，系湖北省重点中学。2004年学校从城中心区搬到了郊区，教学楼和体育场等教育设施焕然一新。
虽然，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从2008年起公办高中禁止办复读班，普通高中要更重视教育质量。公办高中办复读班，是利用国家资源进行收费，不利于教育公平。
“公立学校不能办复读班吗？”通城一中办公室主任汪四甫表示，他并不清除有这样的规定。
“在通城县，社会办学的复读机构还没有，因考虑到愿意复读学生的意愿，学校今年招收4个理科班，1个文科班。” 汪四甫称。
据了解，通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北麓。由于地处偏僻的丘陵地带，这里的农民孩子的出路只有上学和外出务工。
早在90年代通城农民就以外出务工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更多的农民因为缺少知识而愿意让自家孩子读书。
记者在其学校教学楼前，看到了一则该校招收复读生的通知，通知内透露，凡理科考生高考成绩在548分，学校发放奖学金6000元；516分—547分，学校发放奖学金4000元；504分——515分，学校发放奖学金3000元；490—503分之间，可以免收复读费，490分以下的学生，学生每少一分要100元复读费，录取的最低分数线要在420分以上。
通城一中学校办公室汪四甫主任告诉记者，由于学校品牌效应，愿复读的学生都希望能够到一中来复读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想，但通城一中由于资源限制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复读学生的意愿，只能通过设置分数线来调控。
汪四甫还称，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低于学校设置复读分数线的学生，由于基础薄弱，成基提高并不明显，复读的意义并不大。
据了解，高分学生抢着要，低分学生不愿收，高复班“门槛”抬高，原因之一是生源发生了变化。以往，参加高复的多为高考线下生，而近年高复班中已经充斥着很大一批上线的考生。
一些有实力的高复学校已经不满足生源的数量，转而看重生源的质量。好的生源意味着高升学率，高升学率是学校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学校为的是今后的招生中能打响品牌。
该校一名老师也告诉记者，优秀成绩的复读生，学校在招生中竞争还是比较激烈，只要学生愿意复读，都给学生打电话联系，甚至会到家里走访，鼓励他们到一中来复读。
黄建新的高考成绩为446分，按照他完全可以到一所三类本科去读书。
“三类本科的学费在万元以上，但我们家一年收入还不到万元，不想给家里带来太大的负担，所以决定复读一年，争取考入一个重点大学。”
在通城县不少学生家长都告诉记者，通城一中之所以用优惠政策主动拉高分生源，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些考生复读一年考上理想院校，另一方面就是高分复读生不仅能提高学校升学率，还能大大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让学校“一夜成名”。
“学校降低了优秀复读生的复读成本，就过高的增加了一般成绩的复读生的复读成本。复读费的增加给学生以及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一名学生家长对学校几千元的复读费表示不满，但也没办法，为了孩子他也给孩子交上了复读费。
廖金勇死亡已经过去十多天，学校老师为他们进行了心理辅导，一方面是消除自杀事件在同学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教育学生尊重生命。
一名负责心理咨询的专家称，廖金勇的死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也是一个悲剧。但在中国高考独木桥旁，复读生心底到底承载了什么和承载了多少，这是教育者以及家长们必须面对的问题。